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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题: [转贴] 陈昌谦“口述新华-----平凡的岁月” [打印本页]

作者: 大陆 时间: 2011-9-15 12:00
标题: [转贴] 陈昌谦“口述新华-----平凡的岁月”
陈昌谦采访手记----- 虎坊桥15号院我来来回回去了不下十次。到了后来，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这个口述了。 87岁的陈昌谦老师头脑清醒，陈述流畅。过往的人和事的记忆脉络、情景度非常清晰。我每次好奇他那个巨大的头颅里还藏着什么。我知道至今为止，我们从他那里所能听到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。陈老师腿部不灵便，成堆的资料就放在他的手边，辞海、词源堆放在他的脚下。在访谈中他不停查阅有关资料，甚至为了核实一个人的名字，打电话，查字典，不厌其烦。我三次拿去的稿件都被他改动的密密麻麻。陈昌谦老师宽厚慈爱，他每次都会给我提醒与忠告。他教会我不要為成見所蔽，对一个人的认识不能只是停止在道听途说和细枝末节上，要把每个人和他的作品放到历史中，看他对新华社和新闻摄影到底贡献了什么。陈老师教我做口述史的方法，更教我做口述史的品格与觉悟。陈老师生命中那些艰难和屈辱年代的故事我记录下来，后来又被他全删掉了。他在口述稿最后写下了几个字：“平凡的岁月”。我问他：“用这个做标题吗？”他说：“是的。” 陈小波 2008--12---12 平凡的岁月陈昌谦口述陈小波整理
新华社摄影部的建立
新华社原来只发布文字新闻，没有新闻摄影，直到建国后的1952年才成立新闻摄影部，发布新闻照片。建国前，延安和解放区的报纸一般都不刊登新闻照片。主要是制版困难和纸张粗糙，没有条件用照片。在延安，专门从事摄影工作的是郑景康。吴印咸和徐肖冰主要拍摄电影，兼拍照片。他们拍摄领导人的活动和边区人民生产与生活，作为展览用，并留作资料。因此，基本上没有新闻摄影一说。 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报纸都刊用新闻照片。1950年1月，在新成立的新闻总署下，设有新闻摄影局，下面有新闻摄影处，开始拍摄和发布新闻照片。1952年新闻总署撤销，将新闻摄影处划归到新华社，成立新闻摄影部。这样，新华社才既发文字新闻，又发图片新闻，做到了双翼齐飞。新华社新闻摄影部成立后，确定的任务是：1、向全国报纸、杂志、画报发布新闻照片；2、向国外报纸、杂志、画报发行国内、国际新闻照片，并且向国内发行国际新闻照片；3、在国内发行新闻展览照片；4、向中央和各地有关部门供应照片资料。在摄影部的任务确定后，开始组建摄影队伍，特别是采编人员队伍。1950年新闻摄影处成立后，陆续从各地调集一批摄影记者到北京来，他们原来都是在部队从事战事摄影。从东北来的有齐观山、曹兴华、刘东鳌、钱嗣杰、李基禄、王纯德、刘庆瑞、葛力群等，从华北来的有袁克忠、冀连波、袁苓等，还有华东的邹健东、西北的杜修贤。编辑人员主要是从上海调来的华东新闻学院的毕业生，有田青、吴道平、张文硕、陈之平等，还从各方面调来一些同志，如宣文杰、凌大嵘等。摄影部成立后，石少华担任主任，陈正青是副主任，社里又调去懂得新闻业务的蒋齐生和陈湘担任副主任。并且从社内和各地调来一批文字编辑，他们当中有鲁石、林风、于云先、郝纯一等。还招收了一批北京和上海等地大学的毕业生，除了少数是新闻系，大部分是中文系的。他们当中有邓历耕、万庆琳、胡越、陈娟美、张家骅，卢学志、刘心宁、顾德华、郑震孙、徐佑珠、谢俐、金勖琪等。我是1953年调到摄影部的，那时我在国内新闻编辑部当政治组组长，除了编稿外，还兼政治新闻的采访任务。在我去之前调去的蒋齐生因为患神经官能症，经常头疼，不能坚持工作退了下来。陈湘对新闻摄影不感兴趣，干了一年调走了。部里缺新闻业务的领导，社领导找到我，要调我去。我过去没有搞过摄影，但我还是服从了组织安排，在摄影部待了下来。摄影部初建时的组织构成有编委会、办公室、采访科、编辑科、通联科、研究室、图书室、底片库、照片制作车间、器材组和中国图片社等11个科室，工作人员共70人。
艰难的起步
摄影部建立不久，流传两则“新闻”：一是有记者从外地采访回来，背回一袋胶卷和印片，里面没有文字说明，有的说明又没写明时间地点，编辑没法编发；二是一位编辑处理摄影家郑景康拍回的人物肖像，把齐白石的半身照作为废片扔进了字纸篓，后来抢救出来，被评为好照片并成为人像经典之作。我们不去追究这两则新闻的真假，到是可以说明当时的一种现象：记者不懂新闻，编辑不懂摄影。摄影部的采编人员，当时由三部分人组成，一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成长起来的战地记者，摄影基础较好，但对新闻图片报道不熟悉；一部分是从社内其他业务部门调来的文字采编人员，他们文字新闻业务基础好，但不懂得摄影；第三部分是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和从其他工作岗位上调入的青年干部，新闻摄影对他们来说是一件新事物。这三部分人员都要进行新闻和业务的培训，这就成了当时摄影部的中心任务。除了办训练班外，主要靠在实践中学习，然后进行总结。从1953年到1965年，一共开了七次摄影报道工作会议。前三次主要解决新闻与摄影的基本问题。在新闻摄影处期间和摄影部刚成立时，报道中存在很多问题：一、稿件求全求大，或者过于琐碎；二、照片主题不明确，不能说明问题；三、照片说明新闻要素不全；四、记者在拍摄时习惯摆布，形成内容概念化，形式千篇一律。这些问题影响了整个摄影报道的质量。为了使记者、编辑掌握新闻摄影的特性及其规律，在前几次的报道会议上讨论了新闻摄影的思想性、新闻性和艺术性问题。一、新闻照片要具有思想性，才能使读者受到教育和鼓舞，增加知识。要拍摄有思想性的照片，记者、编辑必须要学习政治，了解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要扩大知识面，还要学习逻辑思维；二、新闻性就是报道实际生活中新情况、新人物、新事物、新经验。要加强新闻照片的发布时效。三、艺术性，重视形象表现，照片的用光、构图都有其规律，要加强学习和观察，要熟练和应用各种摄影技巧。只有思想性、新闻性、艺术性三方面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好照片。除此之外，会议还讨论了摄影记者深入实际、深入生活的问题，新闻照片的真实性、抓拍和摆拍的问题。大部分记者和编辑都参加了讨论。五十年代起，摄影部还出了一些刊物，如《摄影业务》，刊登各方面的文章，有新闻摄影理论，也有介绍记者的实践经验。还请了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左辉开设讲座，讲构图和用光等。《对摄影报道的意见》是针对当天的报道提出表扬和批评意见，几乎每天出版一期，32开，每期三、四页。这本小刊物办了很长时间，很受欢迎。经过几年的培训，记者、编辑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。到1959年建国十周年的报道中，我们的努力看到了成果：建国十周年的报道，从1958年10月开始筹划到1959年4月开始发稿，历时整整一年，向国内发稿90组，向国外发稿114组，基本上反映了十年间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和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。这些图片思想性强，内容广泛，形式多样，受到国内外报刊的欢迎。
摄影部研究室对新闻摄影的推动起了很大作用
石少华很重视摄影研究工作，在新闻摄影处就设立了摄影研究室。并入新华社后，研究室成为摄影部下的一个建制。当时的研究室由几方面的人组成。老专家：郑景康、张印泉、魏南昌；中年专家有谢汉俊，他翻译了不少外国摄影名著，还有沈觐光和黄次石；年轻的是张家骅、卢学志，他俩刚从大学毕业。郑景康是摄影家，又是摄影理论家，他家境很好，从小玩摄影，后来又学过美术。30年代他在香港开设“景康摄影室”，还在北平举行过个人摄影展。1938年到重庆，任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摄影室主任，拍摄了大量有关抗日救亡活动和揭露侵华日军暴行的照片，曾赴台儿庄前线采访。1941年，经周总理介绍到了延安，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等单位工作,拍摄了很多反映党中央和边区军民革命斗争、生产建设的珍贵照片，他还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摄影界唯一代表。后转战山东、东北。他每到一地就开办训练班，培养了好多摄影师，桃李满天下。他在战争时期有一张照片很有名。国民党将军郑洞国在东北四平被俘，国民党却宣传他为国捐躯。郑景康在哈尔滨火车站拍摄了郑洞国等车的照片，背景是哈尔滨火车站的铁柱牌，很有说服力。这张照片送到国统区发表，揭露了国民党的谎言。解放后，郑景康在摄影部当研究室主任。他擅长人物摄影，办了人像摄影室。五、六十年代，很多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都请他拍照。他最著名的人物照片是画家齐白石。张印泉也是著名的摄影家。他毕业于北京国立政法大学经济系，1929年任张学良随从少校摄影员。张印泉早期拍摄的内容主要是劳动人民的生活。在北平，他创办摄影团体，搞摄影展览，是北方摄影的代表人物，当时就有“南郎（郎静山）北张”之说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他闭门不出，在家里研究照相机，并制作各种零件。文革前，摄影部资料室收藏他过去的底片，给了他一笔钱。文革后整他，又要把钱收回来。他当时是被审查对象，我记得他吃了晚饭准时到审查室来学习，很晚才回家。魏南昌是暗房制作的专家。1957年整风，他画了一幅漫画贴在墙上，上面有一个戴有色眼镜的人，指领导不要用有色眼镜看人。后来被划成右派。张印泉、魏南昌二人都有专著：张印泉的《摄影原理与实用》，魏南昌的《暗房制作》，这两本书影响很大，是当时的摄影记者、编辑必学的教材，由摄影研究室编印出版。魏南昌的书再版时，因为他还是右派，不能用真名，只能用笔名“达军”。摄影研究室的工作是研究摄影理论，研究摄影技术，以及相机、暗房设备等，还出版摄影理论和摄影技术的书籍，编辑《摄影业务》和《摄影参考资料》，还承担着训练摄影记者的任务。它的工作对新华社新闻摄影的推动起了很大作用。
西花厅赏花
1963年4月23日这一天，邓颖超大姐请北京有关单位的女摄影家、女编辑到中南海西花厅赏花。同时还邀请了新华社摄影部、中国摄影学会的负责同志和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。在这之前的3月8日，中国摄影学会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《女摄影家作品展览会》，邓大姐去了，非常高兴，想和女摄影记者见见面。她就委托给总理拍照的新华社记者杜修贤负责邀请事宜。那天下午2点多钟，我们从新华社出发，到了中南海，其他人也都来了。邓大姐在西花厅门口迎接我们。院子里的海棠、梨花、榆叶梅，有的盛开，有的含苞欲放，争相斗艳。这次邓大姐一共邀请了二十个人，我们摄影部去的人最多：女摄影记者有侯波、郑小箴、张彬，女编辑有丁补天和徐佑珠。邓大姐想的周到，还邀请了摄影资料员兰芳，制片车间主任宋贝珩。老摄影家张印泉既是摄影部的摄影专家，又是摄影学会的副主席。这样，各方面人都有了。此外还有石少华、陈正青和我三个负责人。其他单位有妇联的两位女摄影记者陈淑芬和王为申。邓大姐是全国妇联副主席，这两人算家里人了。摄影学会副主席吴印咸、正、副秘书长吴群和陈勃都去了。此外，还有两个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著名的摄影师程默和苏河请。程默在解放战争中是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，苏河请是1952年省港大罢工领袖苏兆征的儿子，在前苏联摄影学校学过摄影。他俩都和总理、邓大姐很熟。下午四点左右，总理披了一件大衣回来了，大家拥上前和他亲切握手。杜修贤建议大家先合影，我们就在西花厅前的台阶上站好了。我们请总理和邓大姐站在第一排中间，他俩很谦虚，一定要站在边上，让几位老摄影家站在第一排。照片是杜修贤照的，当他还照了很多幅，现在都收藏在摄影部的照片档案馆里。总理请我们到大厅里就坐。我们坐在沙发上，吴印咸、苏河清、侯波、郑小葴和总理、邓大姐很熟。总理见到我们这么多生面孔，就亲切地询问各人的姓名、是哪里人。邓大姐还嘱咐我们要多拍群众镜头，不要老拍领导同志。傍晚，邓大姐请我们到旁边的餐厅吃饭，一共两桌。总理、邓大姐和老摄影家、女摄影记者在一桌。我们这一桌由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陪伴。饭后，总理邀请我们到乒乓球室打球。年轻人就拣球递给他们。这次接见，对我来讲是一生中难忘的一个镜头。
大花脸的照片
60年代初，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兄弟党代表团经常来北京访问，和中央领导同志见面，还要拍照片留念。这些代表团中还有地下党的保密人物，不好公开发表，但有的时候，照片又要见报。遇到这种情况就很难处理，像侯波拍的亚、非、拉青年代表团和毛主席的合影的《我们的朋友遍天下》那张照片，它的右下方是一个保密人物，发表时不得不采取剪挖的办法，把他除去。我现在记不得是哪年了，正轮到我夜班发稿，记者拿回来一张由廖承志陪见、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拉美兄弟党代表团的照片，记者吩咐说这里面有几个保密人物，发稿需要注意。待印片出来后，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，我就打电话给廖承志请示如何处理。他的秘书接电话说：廖公已睡觉休息，不好叫醒他了。怎么办呢？截稿时间快到了，由我们暗房修理已经来不及了，我就想了一个点子，在照片背后附上一张纸条，通知各报把几个保密人物的脸部修的模糊一点。第二天报纸出版了，我大吃一惊，各报修理办法各异，真是五花八门。有的把脸涂成漆黑一团，有的加以剪裁，我顿觉错误严重，马上打电话报告社领导，社领导让我们赶快设法补救。当时的值班编辑是卢竫，她拿起电话通知《人民日报》，建议重新印刷；通知海关扣留出口报纸；通知其它报刊进行善后处理。她几乎打了一天电话，反复催促、检查。同时，我还写检查给外办，请求处分。外办主任是陈毅，过了几天，陈毅发话说，本来这个检查报告要送周总理的，因为善后工作做得好，就不送了。后来也没有给我处分。事后听说，陈毅见到廖承志，对廖说：“小廖啊，你要少睡一会觉哩，不要误大事哦！” 我当时在摄影部分管国际、对外报道，还长期担任晚间签发稿件的工作，主要是当天的中央政治新闻。这项工作责任重大，我差不多两年要在这方面犯一次错误，向中央写检查报告。每晚发稿后，睡得也不安稳，一听电话铃响，就心惊肉跳。但是也有好处，它增强了我的责任感，也锻炼了我的意志。
真实性是新闻摄影的灵魂
关于照片的真实性和摆拍、抓拍的问题，在摄影报道中是老大难问题。摄影部从五十年代起就有争论：一种意见是主张抓拍，不要干涉被摄对象，否则容易造成虚假和呆板；一种意见是不能一概而论，应该允许摆拍，否则容易造成自然主义。在第三次摄影报道会议上争论激烈，后来采取折衷主义的办法，即在必要时可以允许组织加工。所谓组织加工，就是在不违反真实性原则下，可以事先组织或在现场清除一些影响拍摄的物件等。后来发现“组织加工”给摆拍者提供了借口和掩护，没有起到好的作用。真实性是新闻摄影的灵魂。就是要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，不能有半点虚假。要做到真实，在拍摄时就要采取抓拍办法，不能干涉拍摄对象。相反，摆布就容易造成虚假，因为摆拍不去观察和研究拍摄对象，而是用自己主观的要求去摆布对象，造成假象，这是摄影照片概念化和千篇一律的根源。造成摆拍还有客观上的原因：50年代摄影记者用禄来相机，对焦困难，没有基本功抓拍不下来。此外我们在学习外国摄影时，只学苏联塔斯社的经验，对西方的摄影则一概排斥，认为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，苏联摄影习惯于摆布，在制作时还移花接木、挖补，对我们有负面的影响。西方摄影的善于抓拍和各种摄影技巧倒是是可以借鉴的。直到现在摆拍问题还未完全解决。现在摄影技术发展很快，多种自动对焦的相机层出不穷，长镜头、广角镜头、近摄镜头等，都能帮助记者很好的抓拍，没有什么借口再来摆拍。
平凡的岁月
我是1947年3月在延安参加新华社工作的。1946年夏天，我在上海由地下党转入中央代表团主办的党刊《群众》周刊当编辑。1947年2月底，国共和谈彻底破裂，国民党政府限令南京、上海、重庆三地的中共人员撤离国统区。我们于三月初先撤到南京，然后乘美国军用飞机返回延安。到延安后就分配到新华社工作。不久，胡宗南进攻延安，我就随新华社大队人马过黄河、经晋西北、跨过同蒲铁路进入河北，最后到达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区-------太行山下的武安县西戍村，在那里建立了新华社临时总社。我被分配到《参考消息》担任编辑。1948年，总社迁往平山县与中央会合，《参考消息》也扩充版面，成立了编辑组，我当了组长。1949年3月，总社进入北平，50年我由《参考消息》调入国内新闻编辑部，担任政治编辑组组长，既要编稿，又要采访。1953年夏调入新成立的新闻摄影部，担任副主任。1978年离开新华社，调到中国摄影家学会工作。我在新华社工作和生活了三十年，前五年搞的是文字新闻，中间十三年搞的是新闻摄影，最后十年是文化大革命。文革最初是靠边站，“清理阶级队伍”开始后被隔离审查，一度还被开除党籍。由于中组部的干预，最后才得以平反。这三十年，文革十年是虚度年华，其余年代的工作，也没什么突出业绩。我度过的是平凡的岁月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，政治环境逐渐宽松，物质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，只是入党时追求的自由、民主、幸福的生活，还要走较长的路才能达到。继续不懈的努力吧。
对老摄影家的研究现在开始已经晚了
我看到你写的新华社老摄影家系列了。对新华社老摄影家的研究现在才开始动手，其实已经晚了。但能做已经是一件好事，很必要。可惜有些很重要的人物如齐观山、陈正青、石少华、郑景康、张映泉、蒋齐生、邹健东已经离世。他们留下很多宝贵的照片，还有宝贵的精神。对离世的这些摄影家也一定要加紧研究。他们生前留下的照片很多，但他妈的生平经历，拍摄经验等都缺少系统的文字记录。当然可以访问他们的亲人、同事、弟子、学生、朋友，不过这已不是第一手的材料了。现在首先要收集他们的生平资料、分散在各处的作品、要一点一点去找，不要怕麻烦。总之，这是一件费时间费精力的事情，但一定要做。现在抢救还来得及。这些人是新华社的宝贝、也是中国摄影史上的宝贝，研究他们有历史意义，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。做摄影史研究，做摄影家研究，我们年纪轻的时候没想到做，现在想做已经没有力气了。看到你们在做，就觉得欣慰。只要需要，我就会帮助你们。
附一：陈昌谦简历---- 陈昌谦，男，江苏海门市人，1921年生。1936年——1937年在南通《南通日报》和《新江北日报》主编文艺副刊《新月》和《浪花》。1938年在南通各报联合刊上主编《救亡》副刊并创建“战时青年救亡宣传团”，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。1939年9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，任通州中学党支部书记、光华大学代理支部书记，负责上海地下党学委的保卫工作。1945年抗日战胜胜利后，任《时代学生》半月刊主编。1946年在上海参加中共代表团、任中共党刊《群众》周刊编辑。1947年随代表团撤回延安，参加新华通讯社，任《参考消息》编辑、组长。解放后，任国内编辑部政治组编辑、组长，新闻摄影部副主任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被隔离审查。1978年参加筹备恢复中国摄影家协会工作，1979年——1990年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、顾问。1988年，在中国文联第五次代表大会上，当选全国文联委员。

[ 本帖最后由大陆于 2011-9-15 12:11 编辑 ]

作者: 唐朝 时间: 2011-9-15 13:12
大陆老师精神值得称道，感谢老师分享，学习！

作者: 快乐夕阳 时间: 2011-9-15 15:23
谢谢大陆老师的转载增长了知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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